1776年3月，《国富论》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遍布英国本地及整个欧洲大陆和美洲。而在人类历史上，1776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正式进入批量生产，这预示着人类工业革命真正的开始；美国的清教徒们在这一年发表了独立宣言，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此出现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后膛装弹来福枪发明成功，武器的发展进步最终会变成坚船利炮打开那个当时经济停滞很多年的东方大国的大门。

1776年的中国，乃是清史中大名鼎鼎的乾隆四十一年，这是康乾盛世的时代，大清帝国看上去财大气粗，歌舞升平，虽然人类工业化浪潮已经在遥远的英格兰兴起，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一年已经形成强大的范式，而国际贸易正在以一种粗糙的方式向全球蔓延，但是尾大不掉的大清帝国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乾隆皇帝的工作似乎只热衷于意识形态管控，或许他认为，只要将人心收拢，大清帝国就能够千秋万代，直到永远。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众多古籍，也收入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有部分书籍由于政治或质疑儒家经典的原因而被列为禁书，称四库禁书，甚至还有不另保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内容，而被后世学者所批判。其中1776年的11月16日，乾隆降下谕旨，要在全国范围内“删销书籍，以正人心”。一场新的焚书运动在乾隆的指挥下展开，浙江焚书24次，毁掉书籍538种、13862部。江西一年之内搜缴禁书八千多部。乾隆在位期间，清朝焚毁的书籍计77万卷。如此豪迈的思想打压，的确与英国人亚当斯密自由的经济学理论构成一种惊人的横向对比。

而《国富论》开始传入中国，已经是一百多年后。1897年，严复开始翻译这部巨著，1901年交由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1902年11月，南洋公学译书院首次出版发行了《原富》。《原富》一书的出版发行，对当时中国人的经济、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梁启超称赞此书：“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

虽然1900—1910年间，严复以《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七部中译世界名著，向国人全方位地介绍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如何实现富而强的原理，大幅度地提高了民智，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邹容、鲁迅、胡适等一批时代精英思想者，给古老中国取来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火种。但由于清末当时的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远，在《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仍然是封建制度，危机四伏，并没有通过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来把国家经济和生产力搞上去的背景和土壤。

而回到《国富论》书籍本身，因为里面的很多观点大概等同于常识，因此只说一些自己感悟较深或者不认同的地方。比如：

“最低级的职业不仅充斥了本来的工人，而且其他阶级的人也流入进来，就业竞争十分剧烈，劳动工资降低到劳动者生活资料十分贫乏的最可怜的地步。”

有感于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便会向下兼容，挤占别人的工作机会。

“一个人不会指望从一笔仅够支持自己几天或者几周生活的资财中得到任何收入。他只能尽自己的所能，节约地使用它，在将这笔款子用尽之前，从自己的劳动中取得一些东西去为它作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劳动。各国贫穷劳动者大都是这种状况。”

想到了两本书和一部纪录片，两本书是《贫穷的本质》和《我在底层的生活》，一部纪录片是《穷富翁大作战》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常常有些商人与制造业主在短短一生中成为巨富，而这些财富常常是借微薄的资本甚至白手起家得来的。可是，在本世纪的欧洲，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却没有一个。”

竞争壁垒带来巨额利润，一定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我们以后也可以像欧洲人一样有大量的带薪休假时间，不加班，不需要996

“不受限制的谷物自由贸易是防止饥荒灾难的唯一有效办法，也是减轻粮食短缺的困难的最好的办法，因为真正的粮食短缺的困难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只能设法去减轻困难。”

​​不同意，粮食涉及到国家安全，贸易有时要为政治让步，很多东西是买不来的。举两个例子。

例一，1942年河南饥荒，尽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饥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饥荒。在一份日期为1943年9月27日的报告中，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总结了河南饥荒严重的四个原因：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军粮的沉重负担，土地贬值太快使得农民即使卖地都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挪用救灾粮款的渎职行为。根据张的报告，由于旱灾导致粮食短缺，粮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百姓无力购买外省运入的粮食。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市斗0.6元，到了1942年麦收前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市斗20元，1943年麦收时小麦价格蹿升到每市斗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为战时河南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更多数据。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到了1941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2029.5，20倍于战前。

例二，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是一场发生于1845年至1850年间的饥荒。在这5年的时间内，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个数目除了饿死病死者，也包括了约一百万因饥荒而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晚疫病菌（致病疫霉菌）的卵菌造成马铃薯腐烂继而失收。马铃薯是当时的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源，这次灾害加上许多社会与经济因素，使得广泛的失收严重地打击了贫苦农民的生计。在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时期大不列颠仍从美洲进口大量粮产，其中一部分甚至经过爱尔兰的港口转运；但饥饿的爱尔兰人却买不起这些粮食，英国政府提供的协助也十分稀少，最终造成高比例的爱尔兰人饿死。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这种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顾爱尔兰人民死活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祸。

而我国目前有耕地红线，并强调耕地红线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其中2020-03-20《中国自然资源报》文章有说：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所在。守住耕地红线，我们不仅有底气端牢自己的饭碗，还有底气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进而应对不确定的生态危机和突发事件。耕地红线是我们的生存线，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突破的底线。无论扶贫攻坚、生态建设还是乡村振兴，都不足以成为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理由。从非典到亚洲金融危机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屡次“心中不慌”渡难关，就是因为耕地红线让我们端牢了饭碗。

最后，《国富论》中提到的自由主义，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俗称“看不见的手”，而我们今天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俗称“看的见的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