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青苗法，是在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发起的一个措施。从一方面，青苗法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青苗法确实是有坏处的。那么青苗法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利弊又是什么呢？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15贯，末等户1贯。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

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不超过十五贯、二等户十贯、三等户六贯、四等户三贯、末等户一贯五百文。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实际有重达4分(利息40%)的。

从目的上看，王安石主张推行青苗法最初的动机是“富民”、“强兵”。

希望通过青苗法的施行，使得政府在不动摇官僚体制的情况下，避开冗官现象，通过“理财”，在财政上的“开源”来解决现实中“积贫”困境，并同时改善民户生活，使其避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最后通过使国、民都富裕后，达到“强兵”的目的。

从客观效果看，青苗法一方面给宋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对其“富国”、“强兵”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但另一方面，由于青苗法实施过程中官吏个人意愿及目的、地区差异、腐败、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民户深受其害，并未能够实现王安石最初“富民”的目的。

后世对青苗法评价争论较为激烈。其中，南宋人士对包括青苗法在内的王安石变法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还要高。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富户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后来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道道手续，都要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一方面担保制度不合理。十户联保，七户贫困户，三户上等户，贫困户属于高信用风险人群，他们朝不保夕，耕种效率和成效极低。这样一来就把风险全部转嫁到上等户身上，而上等户本身就无需借贷就能自给自足。地方官府为了完成任务，不惜强行命令上等户为贫困户担保。导致很多上等户由富返贫。

另一方面政府的本金不够。政府只有一千五百万本金运转，况且还要有保底措施，只能贷出一千万，一旦出现百姓不能按时归还本息，就会影响下一次放贷。为了维护制度能够正常运转，各级政府只能强行催缴，贫困户无力缴纳的话只能卖儿卖女，为奴为婢。最终导致很多农民流离失所，出现严重的难民问题。王安石的学生郑侠看到此情景，还特意作了一幅《流民图》。

最严重的是，很多地方官员在执行青苗法时，把它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很多人擅自把利息上调数倍，强行下发借贷指标，迫使没有借贷需求的农民借款，以此取得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