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史》（1－4卷）是一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1－4卷）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理论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尤致力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科技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但不是各专门史的简单拼合。本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做出了总体性的描述，并着重描述了那些对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揭示了文明的发展规律。　　《中华文明史》（1－4卷）认为人类既是文明的创造者，又是文明成果的体现者。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文明可以分解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这三方面对应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类的心灵世界。文明的进步有时是这三方面同时推进，有时是某一方面或两方面领先，而其他方面相对滞后。《中华文明史》（1－4卷）以人和人的创造为中心，以物质、政治、精神文明为三根支柱，系统描述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特别注意用浓墨重彩描绘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亮点，彰显那些对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中华文明史》（1－4卷）的作者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钻研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对历史事实做出准确的描述、考证与概括，概括就体现为理论。在文字表达上，力求史笔、议论、才情三者相结合。　　《中华文明史》（1－4卷）体现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考察中华文明史，不脱离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力求写出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吸收和借鉴。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中华文明史》（1－4卷）探讨了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种种原因，分析了中华文明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本书打破了简单地按朝代更迭进行分期的做法，着眼于文明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呈现的阶段性，分为四期：　　从远古至夏商周，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期。本书提出“先夏”的概念，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期。用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夏代的存在，将夏商周三代称为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三代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本书详细地论述了三代的标志性成果，对辉煌的青铜文化、铁器冶炼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铁器的应用、都邑与商业的兴起与发展、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宗教信仰、教育学术、文学艺术等等，都结合文献和新的出土文物做了新的阐述。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明史的第二期。本书着重论述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分封制的废除和郡县制的建立；文字的统一。充分肯定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地主土地私有制。对经学的兴起、史学的兴盛、造纸术的发明、西域的开通、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都有翔实的阐述。对南北朝时期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中原移民南下、促成了南方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也有深入的说明。玄学的兴起，文学的自觉，艺术更加精致，这些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亮点。　　隋唐至明中叶是第三期。本书着重阐述国家再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意义，强调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南北的交融和中外的交流促成了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个高峰。唐诗的辉煌成就反映了唐代文明的整体水平和时代精神。中下层庶族地主阶级的兴起，以及科举制的推行，促使文化重心下移。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文明带来新的气息。禅宗的兴盛为本土思想和异域思想的交融提供了范例。宋代是这一时期文明史的另一座高峰：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文官制度的完善，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超过了唐代。宋代兴起的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宋代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宋词的高度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宋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居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是文明史上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成为民族大融合的朝代，元代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有显著贡献。元代的儒家文化受到冲击，但杂剧和南戏，白话小说和书画，都有出色的成就。明代前期文明的发展相对缓慢，但白话长篇小说成绩突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和中外交通史的一件壮举，比哥伦布的著名远洋航行时间更早。　　明代中叶至清末是中华文明史的第四期，本书强调明中叶的划时代意义，世俗化、商业化、个性化成为一时之风气，与此相应的是王学左派兴起，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向理学禁欲主义发起冲击，为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道路，整个社会呈现出个性解放的气息。同时，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中国经济整体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国达到了在原有体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极致，“康乾盛世”延续了一百多年，经济总量居于当时世界的首位，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学术文化呈现集大成的态势。但正是这个时期，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经济全面迅速发展，政治和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官僚腐败无能，故步自封，以至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就明显地落后了。中西文明的大碰撞是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阶段的主要景观：一方面是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救亡图存和求新变于异邦成为社会的主调；另一方面，国力的衰弱也充分暴露了传统文明固有的缺陷，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华文明也开始了新的征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劫难而绵延不断。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文明及其发展的历史受到国内外学界日益密切的关注。《中华文明史》（1－4卷）力求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启发读者思考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本书强调：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趋势可以概括为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打开大门，是在保持自己民族传统的同时，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带着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是尚待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尤其显得重要。本书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同时欢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更加广泛深刻的文化交流，积极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其次，中华文明应当更主动地走向世界，要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弘扬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三，要坚持文明的多元与自主，建立符合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文明生态。　　北京大学从1999年开始，在教育部“985”工程的支持下，发挥人文学科的综合优势，从文、史、哲、考古四大专业方向中遴选了36位专家学者，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终于完成这部系统阐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在7年的时间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召开了60多次大大小小的研讨会（编写了近30期工作简报），从全书的总体方案、编写要点、编写体例、章节安排到内容提纲、初稿、二稿、乃至三稿、四稿，一一进行研讨和修改。每次讨论会都是一个多学科交融互补的学术平台，与会者各抒己见、相互辩难、相互启发、集思广益。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在组织队伍时也非常重视人性化管理，尊重调动每一位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又尊重主编的修改权。大家由衷地表示：“参加《中华文明史》的编著，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工作经历和难得的学习机会，如同系统地学习了一个文明史专业，受益匪浅”。

袁行霈先生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其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其文章洋洋洒洒，韵律协和，中华文明史也有袁先生的分卷，大家风范，不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