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三国时期司马家一统天下，定都洛阳。国势衰微之际迁都长安，三年后被匈奴攻破，西晋灭亡，此时在南京的司马睿登基，史称东晋。

由于皇帝在南京，西边、北边的文人士大夫们纷纷投奔东晋，这就是文化史上的“衣冠东渡”。这些高层文人到了南京之后，和当地的文化人合流，东晋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而北方则进入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主要有匈奴、鲜卑。

虽然这些少数民族汉化已久，对经学、诗歌也有传承，但毕竟不正统，因此北方文化和南朝相比，更粗狂、豪放，艺术性相对较低。东晋在中国东南方，大北方和西北就是北魏。北方在诗歌史上不像南朝作品灵性精美、诗人英杰辈出，但是在经学、书法方面却分量吃重，如“魏碑”就是北魏的贡献。

在北方，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后来又合并成北齐，齐灭周立，历史上称为北周。而南方，则出现刘裕灭亡东晋，建宋，史称“刘宋”或者“南宋”——我们前面讲的陶渊明就处在这一时期。之后南齐取代刘宋，又被梁替代，然后是陈，即“宋齐梁陈”。

南北各自的政权交替是并行的，双方忙于内部政权更迭，相互之间虽然常有攻守，但谁都奈何不了谁，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段历史时期即为南北朝。最终北方势力灭掉南陈，统一了天下，进入隋朝，正所谓“分久必合”。

这一时期的诗风在南北两方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隋唐统一后，文化交流融合，艺术风格到达一个兼容并蓄的高度，吸收了南北朝的优势，最终造就了唐诗的繁荣。

但是在东晋陶渊明后的诗风，南北朝是区别得明明白白的，我们要分开来看。北朝的诗风偏豪放，主题宏大，视野开阔，情感壮烈。南朝的诗歌则偏柔美，纤细，视角、题材狭窄，情感温柔委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的诗风呢？

首先是地域、地理环境的不同，这一点其实从来如此，也并非南北朝时期才形成。南方多小调，燕赵起悲歌。

如央视版《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孙尚香大婚，放的乐曲就是选自吴越民歌《子夜四时歌》，情调曲折，配上吴侬软语，说不尽的柔媚温婉。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北方的山川风物、自然风光、生活环境就是宏大壮阔的，南方的生活环境、自然景观就是柔美的小山小水。原本天下一统，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就不明显。但是忽然有一天分家了，用瓷器的发展出青花来，用铁器的发展出不锈钢来，这风格的差异就特别明显了。

子夜四时歌

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夏歌：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

秋歌：仰头看桐树，桐花特可怜。愿天无霜雪，梧子解千年。

冬歌：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另外一点重要原因就是“衣冠东渡”，北方高级文人少了。那些讲生活情调，讲花前月下的酸腐文人习性都被带到南朝了，再加上政权动荡，无论是高层还是百姓，都生活在一种末世情结中。生在乱世中，经常出现武装政变，篡位夺权，杀人灭族。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下，人的追求也就逐渐放低，形成了及时行乐的心态。老百姓是这样，士大夫是这样，甚至连皇帝都这样。更何况南方作为鱼米之乡，生活条件比北方荒漠寒沙要好太多。经济环境好，生活条件好，人无没有大志，又充满末世情绪，南朝的文化就不可避免地走入追求享乐、空洞浮华的境地。

为什么“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南朝，是“徐庾体”的始作俑者，诗文华彩流丽、音韵优美，却缺乏见识和思想。后来出仕北方，被扣留下来，见识了北方大气开阔的风物，同时因为思乡、背国（出使被扣，然后朝廷更替，回不去了）的愁绪，思想开始沉淀，开始联系社会、反映情感。既有文笔和才华，又有经历和情感，这样的诗文，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南北朝的官方都设立乐府机构，其中南朝更发达。它延续了汉代乐府机构的性质，从民间收集民歌，召集文人创作。南方的民歌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都非常好。文人士大夫到了南方之后，就开始学习，诗风和民间融合成一体。而北方主要靠民歌创作，文人创作到后期才稍微好一点。

乐府机构搜集了大量的南方民歌，后来也收集了北方民歌，因此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和汉乐府一样精彩。

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质的北方诗歌，就是出自乐府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作品一听标题《敕勒歌》，就知道这不是汉语，一定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曲。敕勒是鲜卑中较大的一支，生活在山西北部和内蒙大部，是游牧民族。有座山叫做阴山，阴山脚下有一片平原，敕勒族人在这里居住，因此取名“敕勒川”。敕勒歌就是这个民族唱的歌谣，如同我们说的苗歌、壮歌、侗族大歌。

首先讲一个读音问题，一定又会有朋友拿这首民歌举例：“你看，谁说古诗要押韵啊？”这里看上去除了后三句押韵之外，前面四句好像是不押韵。就好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样，经常被一些人用来攻击诗歌必须押韵的说法。

可问题是人家确实是押韵的啊。在平水韵中，“下”、“野”同属“二十一马”部，也就是说这个“野”在这里读“yǎ”，那么你再用这个读音去读一读，是不是明显就押韵了呢？只不过前四句押“二十一马”韵，而后三句换平声韵押“七阳”部。

同样的道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中的“者”也是“二十一马”部，读作“zhǎ”，和“下”字也是同韵的。

所以呢，有很多问题不要想当然，多了解一些，省得自己理直气壮的时候却闹笑话——当然了，那些认为这些作品就是不押韵，不押韵的诗就是好的人是不会看到这里的。

《敕勒歌》是一首转韵的乐府诗。

“敕勒川，阴山下”——交代方位，但是起笔非常高远、辽阔。这样开头的六个字，就已经很大气了。接着描写的景物也大，描写什么呢？写天。“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穹庐”就是帐篷，“四野”就是东西南北，指代四面八方。

敕勒川就在那阴山下，天空就像巨大的帐篷，笼盖住四面八方。

“天苍苍，野茫茫”，继续写景，和南朝诗歌喜欢着眼小场景、风景细节描写不同，北方诗歌选材都是大的视野，自然气象高昂。“苍”，是发黑的青色。“野”指平原。写天写地，实际上是写草原辽阔。

天空的颜色苍茫一片，天空下的草原也是无边无际。

“风吹草低见牛羊”。 “见”，在这里读“xiàn”，同“现”——所以一定不是因为风吹草低，我看见牛羊，而是牛羊显现出来被人看见的意思。因为没有作者主体形象的存在，就显得更为宏大，是一种天地间的感受、感悟，而并非某一个人的感动。

这是千古名句，虽然是细节描写，但是放在大环境下，这个细节也显得很宏大。能遮住牛羊，自然是茂密的草，能把草吹低的风也是大风，所以即使是细节描写，也是大天、大地、大草原、大风。

强风吹过，密草低伏，那些被遮挡住的牛羊现出身来。

整首作品就是描绘了一幅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画卷，让我们能深切体会到那种辽阔的草原地理现象和豪爽的北民生活习性。

文艺作品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在字词之中让后世的读者直观而深刻地与当时的创作者同步，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实现情感的共通，这是历史文献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假设我们看到这样一行文字：“敕勒，牧于阴山下，因名敕勒川。”虽然记录得客观、清晰，可远远不如我们学会这首《敕勒歌》更加让我们记忆深刻。千年前的草原上，天如穹顶，草没牛羊，那些阳光豪爽的敕勒健儿们，那些多情热烈的美丽女子，就都在脑海中自动生成，将冷冰冰的历史记录还原成一段美好愉悦的心理感受。

诗歌，以及所有文艺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在吟唱南朝的作品之时，自然就能进入那种小情境下的旖旎，到了大山大川，恨不得仰天长啸，抒发心中的豪气，这就是外界景物对人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就通过诗歌、民歌、音乐反映出来，就形成了风格的不同。

中国历史上诗风的分裂和融合都是随着政权的分裂统一进行的。南北朝之后北周雄起，统一北方，攻打南方，隋朝一统天下，南北文化又开始了大融合。诗文风格互相影响，格式意气各取所需，北方的雄文特色（儒家经学），南方的音律工巧（宫体诗）强强联合，经过初唐的纠偏发展，打造出盛唐之音——诗歌史上的最高峰。

随着汉民族的复兴、蒙古人的兴起，敕勒这个鲜卑民族逐渐隐身。不过在宋金灭亡之时，号称“北方文雄”的元好问，就是北魏拓跋氏的后人，是鲜卑族汉文学大家。他曾经专为《敕勒歌》做过一首七绝，也算是对祖先的一种回应吧，不过他的观点和当今很多人不同。

《论诗三十首·其七》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洲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这是一首仄起入韵，押平水韵“一先”部的七绝，平仄正确、格律严谨。

前两句推崇《敕勒歌》慷慨壮阔深厚的气势，肯定了它的不假雕饰、浑然天成。后两句点出了中原文化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元好问认为，《敕勒歌》的产生和风格，是中原的慷慨豪迈的气魄传给了阴山下少数民族的艺术作品。

当时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居，语言、文化、诗歌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元好问认为“中洲英雄气”影响了敕勒川，倒是有些坐地中央的自我良好感觉。

实际上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啊，以扣押为主。南方文化发达，每每派出名臣出使北方，就好像庾信一样就被扣留回不来了。南朝有几个大诗人被扣留，也发生了诗风的改变，从阴柔之美变成了豪迈之气，虽然在生活和精神上处于逆境（待遇是好的），个人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实际上北方民歌、南方诗作在当时虽然区别明显，在文化交流上却比较频繁，如南方的乐府就大量收入了北方民歌作品。南北诗风差异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导致的，我们在赏析前人作品时，一定不能忽略大的时代背景，也只有搞清楚这些，才能真正理解诗风变化的背后逻辑。

就好像你听说了很多次“庾信文章老更成”一样，但你可能今天才真正知道为什么杜甫要这么说。

我们下次聊南朝代表诗人作品，不同于北方民歌，伟大的唐诗流派之基石，已经在南朝乱世中隐隐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