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凡是读过书的人，大概都知道“卧薪尝胆”的故事，当然也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越王勾践。这一点儿也不错。自古而今，“卧薪尝胆”的故事不知道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在困境中自强不息，重新崛起。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越王勾践一直就是一个“处逆境而不失志”的经典人物。“卧薪尝胆”被作为一个成语收入了《汉语辞典》，这个故事也被编进了教科书，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这种“待遇”，在众多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历代帝王君主之中亦是为数不多的。

据《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记载，吴王赦免了勾践以后，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的奴仆。在这三年之中，勾践和他的妻子由范蠡陪伴着住在一间石屋里，锉草养马，担水扫粪，竟至”三年不愠，面无恨色”。连吴王夫差也被他的这种”忠诚表现”有所感动，对太宰嚭说：”寡人不忍见而欲赦之。”

范蠡对越王是十分忠诚的。在吴国的三年中，范蠡一直陪伴在勾践身边，不离其左右，越王曾感叹地说：”孤所以穷而不死者，赖公之计耳”（《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而越王”尝粪察疾”，取信吴王之举，也正是范蠡的计策。

吴王有病，三个月不见好转。范蠡认为这是越王尽显”忠诚”的大好时机，于是对勾践说：”臣观察，吴王虽然有病，但病不至死，而且用不几天就会好起来。大王可趁机进宫探视，如果吴王召见，您就要求尝他的粪便，观察他的面色，并当场拜贺，说他的病到已巳日就会好转，三月壬申日就能完全康复。这样你就会取得吴王的进一步信任，以后大王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第二天，越王对太宰嚭说：”罪臣想去探视一下大王的病情。”太宰嚭进宫告诉了吴王，吴王立刻要召见勾践。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候正赶上吴王大便。太宰嚭捧着盛有吴王大便的盂器出来，走到宫门，勾践正等在这里。看到太宰嚭捧着便盂，知道是吴王粪便，于是跪拜上前，对太宰嚭说：”请让我尝尝大王的粪便，以决定大王病情的好坏。”说完便用手取粪便而口尝。

尝完之后，勾践入内见吴王，伏首称贺：”罪臣勾践贺喜大王，大王的病己巳日将有好转，至三月壬申日那天就能够完全好了。”吴王问道：”你怎么知道？”勾践回答说：”下臣曾经跟老师学过，听说人的粪便顺应五谷的味道，如果与时气相逆就会病死，而与时气顺应就会病愈。今天罪臣私下尝过了大王的粪便，其味苦且酸，而这种味道正是顺应了春夏之气，我因此知道大王的病不日即可康愈。”

这一番谷味顺应时气的”尝粪理论”，并非勾践临时发挥胡诌出来的，乃是范蠡所教。吴王听后大喜，病仿佛一下子就好了一半，称赞勾践为”仁人也”（《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吴王一高兴，就让越王搬出了石屋，并安排了专门的宫室居住，但养马尘除等事照旧。勾践终于不用住在石屋之中了，不过从此也落下了一个”口臭”的毛病。

吴王的病果然到了勾践说的那一天完全好了，这下便彻底打动了吴王，决意赦免勾践回国。伍子胥再三劝谏，吴王也不再改变主意，没过多久就把勾践赦回了越国

有关勾践入吴的记载最早见于《国语·越语上》：”（勾践）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然而不知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勾践入吴三年的事情却没有任何记载，倒是范蠡在吴国做了两年的人质，后被赦回国。想来司马迁是不愿意把这些写进史书的，因为从《史记》的写作情形来看，司马迁对越王勾践是抱着褒赏的态度，如果把这些事写进去也许会损害了越王勾践的形象。当然，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勾践入吴三年的屈辱作太多的评议，也不想籍此有污于勾践的美名。对待许多的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有人说，《吴越春秋》纯属野史，所载内容并非史实，不足为信。这样理解，《史记》中没有载入勾践入吴三年的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有时野史往往就是对正史的一种补充，也往往比正史流传得更为广泛，更为民间化。不管怎么说，越王勾践最终得以回国，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

可是史书中对这个故事的记载并不完整。《左传》和《国语》中虽然对越王勾践的事情都有记载，却丝毫没有谈及”卧薪尝胆”。到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才有了勾践”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的记载，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也有勾践”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的描述。一说”置胆于坐”，一说”悬胆于户”，说法虽然不一，但”尝胆”之实似乎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认证。但所有的史籍史料中，并不见有勾践”卧薪”的文字记载。

那么，”卧薪”之说又是缘何而起呢？有学者认为，《吴越春秋》中所述”越王念复吴仇之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蓼……”，就有”卧薪”的意思。蓼是一种具有辛辣味道的植物，越王勾践为报会稽之仇，雪入吴之耻，日夜操劳，眼睛疲倦想睡觉（目卧）时，就用蓼草来刺激它，时间久了就积”蓼”成”薪”。但这种观点所表明的是，所谓”卧”只是”目卧”就是眼睛困乏了想睡觉，而绝非”躺卧”之意。”薪”则是日久积聚起来的蓼草，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干硬的柴草。这或许就是对勾践”卧薪”的唯一而合理的解释。

那么，真正的”卧薪”者是不是另有其人？这个问题无论在正史或是野史中都无从找到答案。而最先把”卧薪”和”尝胆”并列在一起使用的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他在《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说：”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这看上去和勾践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大概是受了苏轼的影响吧，南宋时一些官吏和学者，在他们的奏章或著述里则开始提到勾践”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

而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吕祖谦在其著述《左氏传说》中，却首次提出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明代的张溥在他的《春秋列国记》中也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后来马骕在编撰《左传事纬》和《绎史》时，同样的把”卧薪尝胆”归于夫差名下。直到清初，吴乘权在编撰《纲鉴易知录》时仍沿用了南宋时的说法，云：”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再稍后一些，蔡元放在修订《东周列国志》时，又说：”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就流传开来，而渐渐为后人所接受。

不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勾践不是”卧薪尝胆”，而是”枕戈尝胆”。因为唐代诗人杜甫在《壮游》一诗中有”枕戈忆勾践”句。据此，北宋王洙在批注此诗时说：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期丞相李纲在其《论国是》疏中也有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之语，在《论使事札子》中仍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综上所述，”尝胆”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而”卧薪”则始于北宋苏轼笔下，二者相隔了一千多年之久而组合在了一起，这种组合是不是一种误传？”卧薪尝胆”者是越王勾践还是吴王夫差？勾践是”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这些颇费争议的问题还有待于史学家们作进一步的考究。